一、小岛布告辨伪神秘顾客访问

1991年2月，笔者自日本东京飞抵伦敦，应英国国度藏书楼的邀请，作念敦煌写本编目使命，在藏书楼中文部主任吴芳念念的安排下，住进伦敦南方一个简陋的公寓内部，除了群众的客厅、厨房，有四个卧室，我居其一，另外两间是新一又友，而终末一个房间里，竟然住的是老纷乱——中山大学林悟殊教诲。

于是，从2月到8月，我有相比充裕的时刻向林先生问学，平日我去英国藏书楼使命，他去挂单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作念研究，周末的时候咱们经常沿路去亚非学院藏书楼，各取所需，集会府上，然后沿路打谈回府。咱们之间无所不谈，但最中心的话题，是参加中国的三夷教，也即是祆教、摩尼教、景教。此时的林先生如故出书大著《摩尼教偏激东渐》，在连续柔和摩尼教以外，限度彭胀到祆教和景教。我在作念敦煌、吐鲁番布告研究的同期，在汉文布告以外，也柔和胡语文件，对外来宗教问题也颇感兴趣。

从敦煌写本的起首上说，英、法、俄所藏和中国北京藏书楼（今国度藏书楼）所藏为径直从敦煌藏经洞赢得的，除此以外的敦煌写本咱们统称之为散藏文件。一般来说，一类文件的主体应当在前者当中，而比例较小的部分在后者之中，如佚书郑玄注《论语》，大大宗都保藏在英、法两国，因为斯坦因、伯希和是先挑的，唯有少许数在后者中。况兼前者基本上莫得真伪问题，后者中间天然大大宗应当是真品，但也有近东谈主的伪造。有一天，我从敦煌学的角度向林先生发问：学界一般都觉得敦煌的景教写本有七件（有的上头写不啻一种文件），然而唯有一件是伯希和集会品，而其他六件属于散藏文件，这从概率上来说是很难建立的。不仅如斯，伯希和编号P.3847《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和《尊经》，笔墨都是很短，纸幅不外两叶[1]；而散藏写本如《一神论》、《序听迷诗所经》，则都是长卷，这亦然很不相宜逻辑的事情。因此我怀疑，这些散藏的所谓景教写本中是不是存有伪造的呢？

这一问题也引起林先生的兴趣，经过他的采纳，咱们缱绻以日东谈主小岛靖堪称得自李盛铎旧藏的《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与《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为打破口，来看个究竟。林先生负责从景教的历史、教义启航来看小岛布告的内容是否相宜景教的历史和教义，我则负责从写本的有始有卒、其上的钤记和题跋等敦煌学方面来看写本是否确凿。经过很长一段时刻的集会、分析、策划，终末合营完成《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件二种辨伪》一文，在详情李盛铎保藏有敦煌真本景教文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李氏所藏敦煌写本在其1937年吃亏之前如故出售，不可能迟到1943年为小岛靖赢得；又从写本上的李氏印鉴、题跋看出其伪造之迹；再由前东谈主如故怀疑的开元题记写天宝四载才有的“大秦寺”之名，进而看出其内容也不相宜景教教义，致使抄译《老子谈德经》。咱们终末的论断是：“小岛布告很可能是某一或某些古董商东谈主在李盛铎吃亏后伪造出来的。轮廓本文所揭示的各样疑窦，咱们至少不错说：从严谨的科学魄力启航，对于名为小岛布告的《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和《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这两件写本，咱们弗成轻信其为出自敦煌藏经洞的唐代景教文件，也不应在关联景教史或敦煌史的研究中无条目地引以为据。”

8月我归国后，又查对了部分北京大学藏书楼所藏李盛铎原藏宋元善本书上的李氏印鉴和题记，终末定稿。咱们的文章转年发表在饶宗颐教诲主捏的《九有学刊》第4卷第4期“敦煌学专号”上。这本杂志是香港中化文化促进中心出资，好意思国郑培凯教诲组织东谈主审稿裁剪，终末在台湾印刷出书，因此一般学者并不易见到，咱们把一些抽印本和杂志送给关联的敦煌学研究者，文章得到饶宗颐、池田温、姜伯勤、项楚、徐文堪等先生的首肯。三、四年后，陶步念念（Bruce Doar）创办英文杂志《中国考古与艺术摘抄》，把这篇文章翻译成英文，发表在1996年5月出书的第1卷第1期上，列为头篇文章[2]。陶步念念翻译的时候跟我说，他看这篇文章，像是看侦查演义。天然这篇文章的瞻念点受到了学界不少认同[3]，但由于文章中所驳倒的两位研究小岛布告的学者，一位是日本东瀛史学的泰斗羽田亨教诲，一位是全国著明的景教史众人佐伯好郎先生，因此，许多日本学者不肯意公开标明我方的魄力。在西方，则有一些积极的反响，全面先容了咱们的瞻念点，并接管充分服气[4]。天然，这一论断可说是对景教研究的“致命打击”，一些宗教学者、特等是景教研究者如实是一时难以认同[5]。

筹商到《九有学刊》刊行边界有限，况兼不久刊物又休刊，学东谈主不易见到这篇文章，是以林先生把文章略作改换，附录于他翻译的克里木凯特《达·伽马以前中亚和东亚的基督教》的书后[6]。笔者也把此文收入拙著《鸣沙集——敦煌学学术史与门径论的探讨》中，并把补记改入正文[7]；在出书《鸣沙集》的增订本《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时，又将图版略作调度[8]。

1991年8月以后，咱们东奔西向，林先生一度在泰国，赓续未便，再也莫得合营的契机，但当年的话题，辞别成为尔后多少年两东谈主的研究课题之一。林先生按照其时的办法，一件接一件地算帐敦煌景教文件，包括P.3847《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李盛铎旧藏的《志玄安乐经》、《宣元本经》，富冈谦藏旧藏《一神论》和高楠挨次郎旧藏《序听迷诗所经》，考其经文正确含义，辩其写本真伪，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详下）。笔者则要点在李盛铎旧藏写本真伪的磨练，1997年发表《李盛铎写卷的真与伪》，判断李氏原藏的432号写本为敦煌真品，而坊间冒称的李氏藏卷则需要仔细辩别，其中有真品，也有伪卷[9]。2007年又发表《追寻终末的矿藏——李盛铎旧藏敦煌文件拜访记》，追念学界就笔者发现的京都大学羽田亨牵挂馆中的李氏旧藏敦煌写本像片所作念的研究[10]。

噫！遥想当年在伦敦，恰是爱尔兰共和军与英国政府恶斗之时，由于共和军引爆了藏在一个地铁站的炸弹，是以一际遇绑架电话，伦敦巡警局就见告地铁停运。林先生降生潮州，不辨标的，每次从地铁中升到大地，就给我打电话，陈诉路名。我立地乘巴士赶赴迎驾，一齐返程，又多了许多问学的时光。回忆起来，在英伦与林先生相从切磋知识的日子，那可确凿一段好意思好的时光。

二、洛阳新出石本《宣元至本经》

林悟殊先生对敦煌景教写本的个案研究，是从李盛铎旧藏《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初始的。1995年他发表《敦煌遗书〈大秦景教宣元本经〉考释》，根据《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所刊图版作念了释文，并就其篇幅、起首及作家问题加以探讨[11]。约略因为有咱们前边合营的文章，林先生在本文中莫得特等谈真伪问题。

P.3847《尊经》所列唐代翻译的景教文件中有“宣元至本经”，李氏旧藏的《大秦景教宣元本经》标题天然漏掉一个“至”字，但从内容、字体、样子诸方面来看，当为敦煌真本。而小岛靖所得《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天然有“至”字，但其他伪迹自满其不是真本。这两个写本，也不可能像某些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文件的一前一后，其实两卷一真一伪，判然有别。

确切详情《宣元至本经》写本真伪的材料，是2006年洛阳发现的唐代景教经幢。先是张乃翥先生洞烛其奸，在洛阳古董商店中发现这件景教经幢的拓本，略作考释，以《跋河南洛阳新出土的一件唐代景教石刻》为题，先容了其紧要的学术价值[12]。随后，罗炤先生又先后发表《洛阳新出土〈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及幢记〉石幢的几个问题》[13]、《再谈洛阳隋唐景教经幢的几个问题》[14]，据原石进一步校端庄幢的笔墨，并策划了关联的问题。冯其庸先生在得到此经幢拓本后，撰写了《〈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全经的现世偏激他》一文[15]，除了以经幢本对勘敦煌本以详情李氏旧藏敦煌本的真实无疑外，还指出小岛所得《宣元至本经》也由此不错详情为伪经。

轮廓以上三位先生的研究恶果，肤浅来说，这座经幢现只残存上半截，前边刻录的是《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后头刻《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记》，记载唐宪宗元和九年（814），一些粟特支属及洛阳大秦寺粟了得身的教士，为下葬一位本出安国的安氏太夫东谈主，建立经幢，但愿借此赢得景福，并但愿合家谱属莫得诸障。张、罗两位先生如故指出，经幢上的《宣元至本经》笔墨，与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莫得太大判袂，经幢部分的笔墨有19行，但残骸了下半；敦煌写本的笔墨只保存了杰出经幢前11行的笔墨，但每行都抄到行末；是以两者不错互相补充，若经幢现有笔墨是经文全部，则咱们当今不错看到《宣元至本经》的大部老实容。洛阳经幢是积恶分子盗掘所得，随后拓本流入古董商场，其价值才为学者发现。随后，经幢本人被公安部门追回，存洛阳市第二文物使命队，现成列在洛阳市丝绸之路博物馆。从这一情形来看，洛阳经幢的盗掘者是不可能见到过敦煌本《宣元至本经》，即使见过，也不可能编造出敦煌本11行后头的景教经文。况且后头的《幢记》也都备是唐朝的语境，后东谈主无法效法。因此，经幢的真实性涓滴无疑。这样反过来看李氏旧藏的《宣元本经》，其内容和经幢所刻笔墨无大判袂，因此，其为唐朝文件也确凿无疑了。再和“小岛布告”所谓《宣元至本经》对比，两者笔墨都备不同，不错确证其为近东谈主伪造。

洛阳景教经幢不仅证明了林先生与笔者十多年前在伦敦合营研究所得的论断，也为唐代景教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和念念路。林先生与其弟子殷小平合撰《经幢版景教〈宣元至本经〉考释——唐代洛阳景教经幢研究之一》[16]、《〈幢记〉多少问题考释——唐代洛阳景教经幢研究之二》[17]，并自撰《经幢版“三位一体”考释——唐代洛阳景教经幢研究之三》[18]、《唐代景僧名字的华化轨迹——唐代洛阳景教经幢研究之四》[19]，极大深化了唐代景教教义和历史研究[20]。

三、杏雨书屋新刊李盛铎旧藏景教布告二种——再论李盛铎藏卷的真伪

对于李盛铎旧藏中的另一种景教文件《志玄安乐经》，林悟殊先生也作念了个案研究。2001年，他发表《敦煌本景教〈志玄安乐经〉佐伯录文质疑》，指出后东谈主所依据的佐伯好郎对该经前10行录文的臆补是不可依据的[21]。十年后，他又发表《景教〈志玄安乐经〉敦煌写本真伪及录文补说》，根据杏雨书屋刊布的全卷像片，从该经的承传关系、《尊经》之著录、写本篇幅及内容、作家的估计等角度，推断写本为唐代景教徒真货。又据原件像片，参考羽田亨录文，作念出新的释文本[22]。

对于李盛铎旧藏写本为真品的问题，笔者上述论文从其他角度也有陈诉，因此对于林先生就《志玄安乐经》写本所作念的论证，都备赞同。

在笔者发表《李盛铎写卷的真与伪》之后，又有一些关联李氏藏卷的材料发表，其中紧要的是罗振玉与王国维的交往通讯。现将《罗振玉王国维交往书信》[23]中关联信件转录如下：

六〇二 罗振玉致王国维（1919年7月2日）：

李木斋藏有敦煌古籍，多至四五百卷，皆盗自学部八千卷中者，已展转与商，允我照印，此可喜可骇之事。弟当设印局印之，此刻且勿宣为荷。（459页）

六〇四 罗振玉致王国维（1919年7月3日）：

木斋处之石室竹帛，已与约，待渠检出，弟当入都一瞻念。改日检视后，再陈其随意。闻其中有《汉书》数卷、六朝写本无注《论语》一卷，其断简不知书名者无数，必有奇物也。李请弟不咎既往，弟已诺之，故此事且勿败露为荷。（460页）

六〇五 罗振玉致王国维（1919年7月中旬）：

木老所藏，必有奇物，不知何时乃能寓目耳。（461页）

六一七 罗振玉致王国维（1919年9月17日）：

弟前日往看李木斋藏书，敦煌卷轴中竹帛，有《周易》单疏（贲卦），有《左传》，有《尚书》（帝典），有《本草序列》，有《开蒙要训》，有《史记》（张禹孔光传），有《庄子》（让王篇），有《谈德经》，有七字曲稿（一目连救母事，一记李陵降虏事），有度牒（二纸，均北宋初），有遗嘱。卷中印记，有归义军节度使新铸印。其写经，有甘霖二年（当是高昌改元）、麟嘉四年（后凉吕光）及延昌、大统、景明、开皇、贞瞻念、显庆、仪凤、上元、至德、天宝、证圣、乾宁等。其可补文籍之缺者，有敦煌太守且渠唐儿之建始二年写《大般涅槃经》，其《华严经》有《志玄安乐经》及《宣元本经》（其名见《三威蒙度赞》中），以上诸书乃木斋所藏。渠言潜楼藏本有《刘子》。以上诸书颇可顾惜，恨不得与群众一览之也。（470页） [24]

六二〇 王国维致罗振玉（1919年9月20日）：

李氏诸书，诚为千载秘笈，闻之艳羡。甘霖二年写经，君楚疑为苻秦时物，亦极有理。景教经二种，不识但说教理，抑兼有事实，此诚全国宝笈，弗成以竹帛论矣。（473页） [25]

这些往时秘不示东谈主的书信，带给咱们许多新的音讯。

第一，早在1919年7月，罗振玉等东谈主就知谈李盛铎家藏的敦煌写本是“盗自学部八千卷中者”，这和笔者据松本文三郎《敦煌石室古写经之研究》所记京都大学赴清国拜访团所见和李氏藏敦煌写本目次的对比而得出的论断，即“李氏等东谈主骨子上是在经卷入学部后才抢夺得手的”，都备吻合。特等是罗振玉说“李请弟不咎既往”，则证据李盛铎本东谈主也在暗里承认他是从学部偷走的敦煌写卷。这也就证明了李氏旧藏敦煌写卷主要来自清政府从敦煌藏经洞调运来的卷子，是以其真实性基本上莫得什么可怀疑的。当今，杏雨书屋刊布了全手下于李氏的432号写卷[26]，其中唯有《志玄安乐经》尾题说是“丙辰秋日，于君归自肃州，以此见诒”，为其他来路，但时刻很早，民国五年（1916），又来自距敦煌不远的酒泉，从来历上也无谓质疑。从李氏藏卷的像片看，这些写本和现藏北京国度藏书楼的所谓“学部八千卷”的外瞻念、内涵都莫得什么判袂。其实“学部八千卷”仅仅其时知谈的约数，其后跟着整理使命的进行，国度藏书楼又找到好多来自藏经洞的残片。多年前，笔者曾发现国度藏书楼原编作“临2371”号（现编号BD12242）的《新修本草》卷首小纸片，应当不错和冈西为东谈主《本草概说》（创元社，1983年）书前图版6所刊李盛铎旧藏《新修本草》写本（现编号羽040）首部径直缀合，并将此比定适度告诉日本友东谈主岩本笃志，岩本氏磨练原件后撰写了《唐〈新修本草〉编纂与“土贡”——中国国度藏书楼藏断片考》[27]。当今，两件像片都已公布[28]，笔者请国图古籍馆的刘波先生帮衬，将两个写本用电脑缀合起来，不错说是严丝合缝（图1）。这个例子证据，李盛铎等东谈主的写卷出自学部从敦煌调运的敦煌文件，而在中分之时，把一些写卷一分为二，自取较佳的一半，而留住笔墨较少的一半凑数，国图所藏《新修本草》唯有标题的半行和底下属衔部分残文，即是这样的适度。

图1 《新修本草》BD.12242与羽040缀合图

第二，罗振玉说李氏藏卷“多至四五百卷”，这是在看到李氏藏卷之前所得到的音讯。咱们知谈李盛铎1935年终末出售给日本时的写本数是432号，从1919年到1935年，作为私家藏卷未免有矗立之类的变动，但这两个数字之间，不错说是节略吻合的。从李盛铎生前对自家写本的崇尚进程来看，一般情况下他是不舍得出手送东谈主的。

第三，罗振玉1919年9月15日到李家看敦煌写本，李盛铎看来是好意思意义睬，给他看了所藏大大宗佳构。笔者把罗氏所记与李家终末出售前编的目次——《李木斋氏鉴藏燉煌写本目次》相对照，其见到的写本应当有以下这些（其中年号访佛者只选目次首见者，未必准确）：

一 摩诃衍经第八 魏大统八年

二 维摩义记第二 甘霖二年

三 十戒经 首尾全 至德二载

四 华严经第廿四 延昌二年 有蓝印

五 未始有人缘经卷下 开皇十一年官书

六 妙法莲华经卷四 上元二年十月廿八日门下省群书公孙仁约写

七 妙法莲华经卷五 仪凤二年正月书记省书手田玄徽写

八 解深密经卷七 贞瞻念二十二年

十 妙法莲华经卷一 证圣元年五月

十三 景教志玄安乐经

十六 左传

十八 尚书

十九 庄子让王篇

廿四 燉煌县龙勒乡户册 天宝八载

廿六 三界寺住奴戒牒 太平兴国八年

廿九 开蒙要训一卷

四十 本草 背写历日

五二 大云寺牒 雍熙五年十月

七十一 目连传七字句演义 背有僧太上父叔状

百七九 华严经卷五十 尾全

四百二九 大般涅槃经卷第卅四 建始二年大且渠唐儿奉养 苏仲祖写

四百三一 宣元至本经 首全

四百三二 汉书残卷 避世字

罗氏提到的《周易》、《史记》、《谈德经》、《李陵变文》，麟嘉、景明、显庆、乾宁写经，未见于《目次》。但就上列写卷来看，也不错说是李盛铎藏品的精华了，其中包括两种景教写本。

自2009年3月初始，保藏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的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初始编集刊行《敦煌秘笈 影片册》，包括其所藏全部敦煌、西域出土文件，其中前432号即是《李木斋氏鉴藏燉煌写本目次》著录的李氏旧藏，一件都不少。

2009年10月出书的《敦煌秘笈 影片册》第一本刊布了《志玄安乐经》全卷的彩色图版（129—132页）。这是该经全卷图版的首次发布，往时咱们仅仅看到1928年羽田亨在李盛铎家所录的文本，真货也唯有首尾部分像片刊布在《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册的卷首，因此新影印本的学术价值无庸赘述。林悟殊先生坐窝撰写了上述《景教〈志玄安乐经〉敦煌写本真伪及录文补说》，为学界提供了最新的校录文本。

2011年11月出书的《敦煌秘笈 影片册》第五册，又刊布了《宣元本经》的彩色图版（397页），与《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册所刊是曲像片对照，两者都备换取，都是26行笔墨。往时从《羽田论文集》发表的图版来看，不知谈后头是否还有保存，当今不错详情，李氏所藏也唯有这样一纸。写本终末一转莫得抄到最底下即止，随机标明这是莫得抄完的一件写本。不管如何，洛阳景教经幢的发现和李氏旧藏写本彩色图片的发表，都给咱们带来确凿无疑的信息，即这件是确凿无疑的唐代景教写本。

四、杏雨书屋新刊高楠、富冈旧藏景教布告二种

对于终末两件景教写本，咱们在伦敦时也有不少策划。林悟殊先生往巴黎游学时，把《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件二种辨伪》一文呈送给吴其昱先生，向他辅导，吴先生说，《一神论》和《序听迷诗所经》“这两个布告是假的”。由此，林先生作念了详备的研究，先后发表《富冈谦藏氏藏景教〈一神论〉真伪存疑》[29]、《高楠氏藏景教〈序听迷诗所经〉真伪存疑》[30]、《景教富冈高楠布告辨伪补说》[31]， 指出这两个写本来历不解，但出自一东谈主手笔，布告结构纷乱，题目书写不程序，内容和题目不合应，笔墨十分奥密，但错漏百出。《序听迷诗所经》不仅经题写错，况兼用亵渎的词汇“移鼠”来指称基督教的教主耶稣，如斯等等，都是匪夷所念念。不外，林先生的成见前后也略有变化，2000年发表对富冈所藏《一神论》的辨伪时，觉得“富冈布告并非敦煌本真货，而是20世纪初叶时东谈主所抄写；但其并非虚拟赝作，而是由古本可依。这古本，天然不铲除明季清初耶稣会士的作品；但更有可能是，在当年问世的敦煌遗书中，除了家喻户晓的景教写本外，还有类似《一神论》之类内容的一些景教写经，落入骨董商东谈主之手，但过于残烂，在其时难以鬻得好价，遂由作秀妙手重新加以缮写制作” [32]。到2001年他发表高楠藏《序听迷诗所经》辨伪时，就怀疑这两件写本并非敦煌真货，很可能同属当代东谈主的精抄假货，莫得再提抄自敦煌古本的可能，终末说：“窃以为，在疑窦未能作念出较合理的解释，吾东谈主的疑虑未能摈斥之前，学界对这两件写本的使用，选定较为严慎的魄力，似属必要。” [33]如故将这两件写本铲除在景教研究以外。到了2005年，林先生又发表对这两件写本《辨伪补说》，论断是：“到目下为止，咱们尚只可说，这两个布告来历不解，布告本人又表露了诸多疑窦，很可能是假货。”指出它们不一定来自敦煌古本，也可能把明清时期来华耶稣会士的汉文神学文章算作伪造的参考[34]。作为一位宗教史家，林先生抱着极其严谨的魄力，从内容上一步步长远剖释这两个写本的疑窦，指出它们很可能是今东谈主伪造的假货。对于林先生的上述瞻念点，景教研究者有些捏瞻念望魄力[35]，有些不肯意接受[36]，有些踏进事外，不予通晓，连续愚弄这两种写本来作念唐朝景教的研究[37]。

笔者都备赞同林先生的瞻念点，在他论证的基础上，笔者想强调以下三点：

图2 P.3709《佛地经》题记

第一，唐朝对于外来宗教经典的翻译有着一套严格的轨制，从一些敦煌写本佛经保留的译场诸君题记就不错看出，如P.3709《佛地经》题记（图2）[38]：

贞瞻念廿二年八月十九日直司书手臣郗玄爽写

凡五千五百二言

遮挡手臣辅文开

总捏寺头陀辩机笔受

蒲州普救寺头陀行友证文

玄法寺头陀玄赜证文

总捏寺头陀玄应正字

弘福寺头陀灵闰证义

弘福寺头陀灵范证义

弘福寺头陀惠明证义

弘福寺头陀僧胜证义

头陀玄装（奘）译

银青光禄医生行太子左庶子高阳县建国男臣许敬宗监阅

可见，正规的译经有笔受、证文、正字、证义等一套严格的设施，有不少经典是经过体裁教诲很高的学者来润色的，如元和六年（811）所译《大乘本生心性瞻念佛》卷一题记[39]：

元和五年七月三日内出梵夹，其月廿七日奉诏长安醴泉寺，至六年三月八日翻译进上。

罽宾国三藏赐紫头陀般若宣梵文

醴泉寺日本国头陀灵仙笔受并译语

经行寺头陀令謩润文

醴泉寺头陀少諲回环

济法寺头陀藏英润文

福寿寺头陀恒济回环

总捏寺头陀大辨证义

右街都勾当大德尊容寺头陀一微详定

都勾当译经押衙散戎马使兼正将朝议郎前行陇州司功入伍上柱国赐绯鱼袋臣李霸

给事中守右补阙云骑尉袭徐国公臣萧俛奉敕详定

银青光禄医生行尚书工部侍郎充皇太子及诸王侍读上柱国长洲县建国男臣归登奉敕详定

朝请医生守给事中充集贤殿御书院学士判院事臣刘伯蒭奉敕详定

朝议郎守谏议医生知匦使上柱国赐绯鱼袋臣孟简奉敕详定

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兼右街善事使跟从特进行右武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上柱国剡国公食邑三千户臣第五从直

其中的刘伯蒭即刘伯芻，他的自撰墓志铭比年出土，志文称：“来岁，有西国竺乾僧奉敕翻译《大乘本生心性经》十卷，诏公详润其文，御制序引。” [40]可见题记中的“详定”应当是负责详备润色其笔墨、终末定稿的道理。而这里负责详定的大臣萧俛、归登、刘伯蒭、孟简，都是其时紧要的文官，足见宪宗对于翻译佛经的喜爱。据陈怀宇研究，这部佛经和景教经典有着密切的关系[41]。

图3 S.312《妙法莲华经》卷四题记

抄写经典也有一套正规的作念法，如S.312《妙法莲华经》卷四题记（图3）[42]：

咸亨四年九月廿一日门下省群书手封安昌写

用纸廿二张

遮挡手解集

初校大尊容寺僧怀福

再校西明寺僧玄真

三校西明寺僧玄真

详阅太原寺大德神符

详阅太原寺大德嘉尚

详阅太原寺主慧立

详阅太原寺上漫谈成

判讼事农寺上林署令李德

使太中医生守工部侍郎摄兵部侍郎永兴县建国公虞昶监

在抄写之后，有初校、再校、三校和各位高僧大德的详阅，岂论译经照旧抄经，终末都有官员监阅，审查及格身手够流传。天然上举是最严格的唐朝皇家宫廷写经的样本，大大宗写经不一定经过这样多设施，但国度对于译经、抄经的责罚和监督是不可或缺的。

若是说《一神论》和《序听迷诗所经》像前东谈主所说是贞瞻念时期景教最早的译经的话，那么唐朝对于这样一种外来宗教的经典翻译步履，一定是要加以监督和考订的，更何况景教以贞瞻念九年头度传入长安，十二年才被太宗允许立寺，度僧二十一东谈主[43]。此时若是翻译像《一神论》和《序听迷诗所经》这样长篇的经典，一定应当是像上举贞瞻念年间的译本《佛地经》一样经过仔细的翻译、润色设施。当今咱们在这两种景教经典上看到的林先生所说的适意，新闻即结构纷乱、文不合题、笔墨错漏百出等，都备无法将之看作是唐朝正规的景教经典。

第二，由于唐朝对外来经典的翻译有着严格的责罚，翻译历程十分谨严，因此一些专诚名词经常高度长入。唐朝新译的佛经是这样，其他外来宗教经典的翻译亦然这样，天然景教也不例外。比如救世主Meshiha或Messiah一词的翻译，在目下不错服气属于唐朝时期的景教文件中，岂论是建中二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元和九年的《大秦景教宣元本经》经幢，照旧敦煌发现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宣元至本经》、《志玄安乐经》，都是用都备一样的“弥施诃”三个字[44]，致使唐朝的谈经《老子化胡经》卷二所说的第五十种外谈，也用一样的名字“弥施诃” [45]。

咱们知谈《老子化胡经》是一部官方色调浓厚的谈经，天然曾几次被禁毁，但也有总揽者着意宣传的时候。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僧惠澄上言乞毁《化胡经》，武后敕秋官侍郎刘如璇等议此事[46]，适度刘如璇等东谈主建议不毁《化胡经》[47]。P.3404《老子化胡经》卷八首题下有“奉 敕对定经本”字样[48]，刘屹先生如故指出这一卷应当即是万岁通天元年武后下敕对定之本[49]。笔者曾估计写有“弥施诃”的卷二可能是万岁通天元年奉敕对定后的文本，也可能是玄宗时编纂《开元谈藏》的居品[50]。因此不错说，《化胡经》的“弥施诃”一词，代表了唐朝的官方文本，而多样当今详情为真货的景教文件，岂论来自长安、洛阳，照旧出自西陲敦煌，都接受这一写法，透露着这些景教文件的官方配景，即《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宣元至本经》、《志玄安乐经》，都是官方招供的景教译经。长安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亦然在伊斯协助北方军安适安史之乱后，景教得到朝廷搁置撑捏的配景下建立的[51]；元和九年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天然是私家步履，但有“敕东都右御林军押衙陪戎校尉守左威卫汝州梁川府”、“义叔上都左龙武军散将兼押衙宁远将军守左武卫大将军置同正员”等官员身份的中外亲族参与，其《宣元至本经》的笔墨来历也应当是官方文本。

中唐的大历九年（774）后不久，在四川禅宗僧东谈主所编《历代法宝记》中，把禅宗祖师所灭两个外谈名之为“末曼尼”和“弥师诃”。这里的“弥师诃”天然都备是禅僧编造的故事中的东谈主物，但其来历应当借用了《老子化胡经》教诲外谈的说法，“弥师诃”是抄自《化胡经》而误写其中一字的适度，这和《序听迷诗所经》的用法都备不同。

笔者估计，之是以用“迷诗所”，很可能是谐“迷失所”的音，其并非是“弥施诃”的另一种音译，编造者的筹备是要把基督教的救世主说成是“迷失所”，但为遮东谈主耳目，改其中“失”为“诗”斥逐。不错说，“弥施诃”是唐朝景教的官方译语，不可能被改作“迷诗所”，从这一丝上来说，《序听迷诗所经》的确凿度就大打扣头了。

再看《序听迷诗所经》用“移鼠”、《一神论》用“翳数”来译写“耶稣”，这亦然无法建立的。咱们当今天然未在详情的唐朝景教文件中见到耶稣的译音词，但唐朝汉译的摩尼教文件，岂论是所谓《摩尼教残经》（中国国度藏书楼藏宇字56号，新编BD.00256号），照旧摩尼教《下部赞》（英藏S.2659），都长入用“夷数”来音译“耶稣”，估计《摩尼光释教法仪略》（S.3969+ P.3884）也应当换取，而《仪略》是“开元十九年六月八日大德拂多诞奉诏集贤院译”，其他两种经典长入、程序的作念法也证据是在官方的监督下完成翻译的。从《老子化胡经》与景教文件用词的换取来看，唐朝景教经典若是用音译来翻译耶稣的话，那么最有可能的词汇即是“夷数”，而不可能是“翳数”或更瞻念瞻念的“移鼠”。

因此，从唐朝翻译外来宗教经典的私有名词的长入性，《序听迷诗所经》和《一神论》不应当是唐朝的景教文件。

第三，《序听迷诗所经》和《一神论》两个卷子的真货，早在1931年就由羽田亨影印发表[52]，影本极佳，可惜是是曲版，对于原卷的一些情形照旧不太明晰。自羽田氏发表以后，此两卷藏本不知是仍在富冈、高楠家，照旧如故转手他东谈主。笔者1990—1991年间在日本工夫，曾多方查找，也无所获。当今咱们终于从《敦煌秘笈》中得知，这两个写本其后都归羽田亨本东谈主通盘，终末入藏大阪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所属的杏雨书屋，编为羽459和羽460号。2012年，这两个卷子的彩色图版刊布在《敦煌秘笈 影片册》第6册中，《序听迷诗所经》在84—87页，《一神论》在89—96页，黄麻纸，十分面子。

缺憾的是，咱们当今还无缘看到原件，无法和敦煌纸作对比。据《敦煌秘笈》的编者记载，《一神论》的第一纸为“麁纸，柴色”，与以下其他纸染为黄橡色的上质麻纸不同[53]。这种适意也不是认真的官方写经所应当出现的情况，若是是宽绰情况下，一个写经的用纸应当是长入的，特等是发轫第一纸更应当是尚好的麻纸，怎么可能先用粗纸，再用上等的好纸呢？唯有晚世的伪造物，才相比好解释这种适意。若是伪造者使用正本出自敦煌的素纸而又存货无多，那伪造者可能就用一些粗纸代替。若是使用当代制作的纸，则在使用的时候，不留神初始用了次纸，然后才转用好纸。林先生从写稿家对宗教的魄力来看这两个写本的真伪，笔者从用纸上来看，制作家穷乏对圣洁经典的崇拜之心，是以才会如斯简短用纸，这是咱们在敦煌写经中很有数到的情形，唐朝僧侣是把经籍算作“三宝”来对待的，如斯简短，几无可能。

以上从三个方面，对《一神论》和《序听迷诗所经》建议进一步质疑。笔者相比倾向于觉得这些写本杂抄自明清以来的汉文基督教文件，抄者并不熟谙基督教教义，为不让东谈主看破马脚，又编造一些从来莫得存在过的词汇来替换相应的私有名词，因此要径直找到这些伪本依据的文本的确不易，但这些疑窦如故足以质疑这两种所谓唐朝景教写经的真实性了。笔者得意林先生的瞻念点，在这些疑窦能够圆满表现之前，最佳不要把这两种经典算作唐朝的景教文件来使用。

论断：重新书写唐代景教研究的“雕残集”

一言以蔽之，笔者在林悟殊先生研究的基础上，补充多少新的根据，但愿强调如下论断：

一、伯希和自敦煌藏经洞所得P.3847《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为敦煌写本真品无疑；李盛铎旧藏的《志玄安乐经》、《宣元本经》，应当来自清朝学部自敦煌藏经洞径直调运的写本，也莫得问题。

二、富冈谦藏旧藏《一神论》和高楠挨次郎旧藏《序听迷诗所经》，莫得明晰的起首交待，从笔墨到词汇都有好多疑窦，很可能是今东谈主依据明清以来的基督教文件伪造出来的。

三、小岛靖堪称得自李盛铎旧藏的《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与《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则都备是假货，莫得任何学术价值。

目下咱们所读到的通盘唐朝景教史、中国古代基督教史，乃至亚洲基督教史，岂论中外，都是建立在以佐伯好郎整理和翻译的上述通盘八种景教写本基础上的，当今咱们要从中拿掉四种，包括被觉得是景教入华后首批翻译的、相对篇幅较长的《一神论》和《序听迷诗所经》，这对于宗教史家可说是雄壮的打击。但是，一部宗教史要让东谈主信服，让东谈主感到圣洁，就应当建立在真实的材料基础之上，因此，岂论接受起来何等灾祸，唐代的景教史都要“倒退”，都需要重写。

这让我想起陈图画《雕残集续编》腰封上写着：“一退再退，所为者何？退到历史深处，借一对眼，邀请咱们更澄清地照顾当天各样文化情境。”在我看来，当天的唐代景教研究，必须书写“雕残集”，要从佐伯好郎期间“无缺”的景教史往后退，退到一个能够更澄清地照顾出唐朝景教文化面相的历史深处，那画面岂论何等落空，但却是愈加真实的历史情境。（荣新江）

（2013年2月21日脱稿，原载张小贵编《三夷教研究——林悟殊先生古稀牵挂论文集》，兰州大学出书社，2014年12月）

[1]见《法藏敦煌西域文件》第28册，上海古籍出书社，2004年，356—357页。

[2]Lin Wushu and Rong Xinjiang， “Doubts concerning the Authenticity of Two Nestorian Christian Documents Unearthed at Dunhuang from the Li Collection”(tr. by Bruce Doar)， China Archaeology and Art Digest， 1.1， May 1996， pp. 5-14.

[3]相比紧要的补充是陈怀宇《所谓唐代景教文件两种辨伪补说》，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书社，1997年，41—53页。

[4]P. Riboud， “Tang”，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 One: 635-1800， ed. N. Standaert， Leiden – Boston – Köln: Brill， p. 7; M. Nicolini-Zani， “Past and Current Research on Tang JingjiaoDocuments: A Survey”， Jingjiao. The Church of the East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eds. R. Malek and P. Hofrichter， Sankt Augustin: Institute Monumenta Serica， 2006， pp. 26-29， 36.

[5]曾阳晴《小岛布告真伪考——李盛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件二种辨伪再商榷》，《华夏学报》第33卷第2期，2005年，253—272页；同作家《唐朝汉语景教文件研究》第二章《小岛布告真与伪》，花木兰文化使命坊，2005年，7—38页；S. Eskildsen， “On the Two Suspect ‘Nestorian Documents’”， Appendix to his “Parallel Themes in Chinese Nestorianism and Medieval Daoist Religion”， Jingjiao. The Church of the East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pp. 86-91。但这些文章的反驳依据基本上是假定，参看王兰平《唐代敦煌汉文景教写经研究述评》，郝春文主编《2007敦煌学国外聚首委员和会讯》，上海古籍出书社，2007年，98—99页。

[6]台北淑馨出书社，1995年，189—211页。又收入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2003年，156—174页。

[7]新文丰出书公司，1999年，65—102页。

[8]上海古籍出书社，2010年，28—46页，图版5—8页。

[9]《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1—18页。收入《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47—73页，改题“李盛铎敦煌写卷的真与伪”，其英文本“The Li Shengduo Collection: Original or Forged Manus?”载Dunhuang Manu Forgeries (The British Library Studies in Conservation Science 3)， ed. Susan Whitfield，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2002， pp. 62-83 + pl. 1.

[10]载刘进宝、高田时雄主编《转型期的敦煌学》，上海古籍出书社，15—32页；收入《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74—90页。

[11]原载《九有学刊》第6卷第4期敦煌学专辑，1995年，23—30页；附录于《达·伽马以前中亚和东亚的基督教》，212—224页。后收入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175—185页；又收入《林悟殊敦煌布告与夷教研究》，上海古籍出书社，2011年，248—258页，改题《敦煌本〈大秦景教宣元本经〉考释》，绪言略有增订。

[12]载《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65—73页。又《补正证据》，载《西域研究》2007年第2期，132页；收入葛承雍主编《景教遗珍——洛阳新出土唐代景教经幢研究》，文物出书社，2009年，5—16页；文后附有英文翻译：“Note on a Nestorian Stone Inion from the Tang Dynasty Recently Unearthed in Luoyang”， 同书，17—33页。张先生在研究新出经幢时，与我有通讯来往，已知有惊东谈主发现，诧为国宝。

[13]载《文物》2007年第6期，30—42、48页；收入《景教遗珍——洛阳新出土唐代景教经幢研究》，34—59页。笔者在中国东谈主民大学举办该经幢专题陈诉会场外面，曾匆忙帮罗先生校对一遍录文。

[14]载《全国宗教研究》2007年第4期，96—104页。

[15]2007年9月27日《中国文化报》“国粹专栏”，转载于《新中文摘》2007年第23期；收入《景教遗珍——洛阳新出土唐代景教经幢研究》，60—66页。

[16]载《中中文史论丛》2008年第1辑，325—352页；收入《景教遗珍——洛阳新出土唐代景教经幢研究》，68—91页；又收入林悟殊《中古夷教华化丛考》，兰州大学出书社，2011年，168—191页；《林悟殊敦煌布告与夷教研究》，259—283页。

[17]载《中中文史论丛》2008年第2辑，269—292页；收入《景教遗珍——洛阳新出土唐代景教经幢研究》，92—108页；又收入林悟殊《中古夷教华化丛考》，192—210页。

[18]载《中中文史论丛》2009年第1辑，257—276页；收入《景教遗珍——洛阳新出土唐代景教经幢研究》，109—121页；又收入林悟殊《中古夷教华化丛考》，213—225页。

[19]载《中中文史论丛》2009年第2辑，149—194页；收入林悟殊《中古夷教华化丛考》，226—268页。

[20]Cf. M. Nicolini-Zani， “The Tang Christian Pillar from Luoyang and Its Jingjiao Inion. A Preliminary Study”， Monumenta Serica， 57， 2009， pp. 99-140; Li Tang，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Jingjiao Inion of Luoyang: Text Analysis， Commentary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Hidden Treasures and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 Studies on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Wein: LIT Verlag GmbH & Co. KG， 2009， pp. 109-132.

[21]载《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1—7页；收入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146—155页；《林悟殊敦煌布告与夷教研究》，284—293页。参看G. B. Mikkelsen， “Haneda’s and Saeki’s Editions of the Chinese Nestorian Zhixuan anle jing. A Comment on Recent Work by Lin Wushu”， Jingjiao. The Church of the East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pp. 143148.

[22]原载饶宗颐主编《华学》第11辑，中山大学出书社，2011年；收入《林悟殊敦煌布告与夷教研究》，294—323页。

[23]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继祖审订《罗振玉王国维交往书信》，东方出书社，2000年，页码随注引文后。

[24]按，本书札整理者录文有误，“唐儿”原录作“唐光”，“志玄”原作“志立”，“三威”原作“三藏”，均据理正之。“其《华严经》有《志玄安乐经》”也欠亨，随机《华严经》后有缺文。

[25]按，《王国维全集》书信卷此札系在1919年7月7日，当今看来，应在9月20日。往时笔者与林先生合撰《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件二种辨伪》时，只从《全集》看到上引终末一札，当今看到了罗振玉的信件，身手更确切地认清它的含义。

[26]杏雨书屋所藏西域出土文件以《敦煌秘笈》之名，自2009年3月由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编集刊行。

[27]载《东瀛学报》第90卷第2号，2008年，1—31页。参看拙文《追寻终末的矿藏——李盛铎旧藏敦煌文件拜访记》，《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87—88页。

[28]《国度藏书楼藏敦煌遗书》第110册，北京藏书楼出书社，2009年，344页；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编《敦煌秘笈 影片册》一，武田科学振兴财团，2009年，271页。

[29]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书社，2000年，67—86页；收入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186—207页；《林悟殊敦煌布告与夷教研究》，324—346页。

[30]载《文史》第55辑，2001年，141—154页；收入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208—228页；《林悟殊敦煌布告与夷教研究》，347—368页。

[31]季羡林、饶宗颐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8卷，中华书局，2005年，35—43页；收入林悟殊《中古三夷教辨证》，中华书局，2005年，215—226页；《林悟殊敦煌布告与夷教研究》，369—380页。参看Lin Wushu， “Additional Notes on the Authenticity of Tomioka’s and Takakusu’s Manus”， Jingjiao. The Church of the East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pp. 134-142.

[32]《林悟殊敦煌布告与夷教研究》，342—343页。

[33]《林悟殊敦煌布告与夷教研究》，364页。

[34]《林悟殊敦煌布告与夷教研究》，378页。

[35]Max Deeg， “Towards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Nestorian Documents from the Tang Dynasty”， Jingjiao. The Church of the East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pp. 115-131.

[36]参看王兰平《以“十愿”、“十瞻念”为例——看唐代景教与释教的交涉默契》，李金强、吴梓明、邢福增主编《自西徂东——基督教来华二百年论集》，香港基督教文艺出书社，2009年，145—159页；Lanping Wang， “Review of The Chinese Face of Jesus Christ. Volume I”， 《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集刊》2004/2005年第6期，87—88页。

[37]Tang Li，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Nestorian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Its Literature in Chinese: Together with a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Dunhuang Nestorian Documents， Peter Lang: Frankfurt am Main， 2002；唐莉《唐代景教阿罗本文件——〈序听迷诗所经〉及〈一神论〉》，刘楚华主编《唐代体裁与宗教》，香港中华书局，2004年，665—682页；黄夏年《景经〈一神论〉之“魂魄”初探》，收入作家《西来东去：中外古代释教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2006年，359—373页；王兰平《唐代敦煌汉文景教写经研究》，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6年。

[38]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大藏出书株式会社，1990年，191页。

[39]同上书，335页。

[40]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大学出书社，2012年，792－794页，No. 368。

[41]Chen Huaiyu， “The Connection Between Jingjiao and Buddhist Texts in Late Tang China”， Jingjiao. The Church of the East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pp. 93-113；陈怀宇《从相比谈话学看〈三威蒙度赞〉与〈大乘本生心性瞻念佛〉的赓续》，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1辑，科学出书社，2006年，111—119页。

[42]《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217—218页。

[43]《唐会要》卷四九“大秦寺”条，上海古籍出书社，1991年，1011—1012页。

[44]林悟殊《景教〈志玄安乐经〉敦煌写本真伪及录文补说》，《林悟殊敦煌布告与夷教研究》，302页。

[45]大渊忍尔编《敦煌谈经·图录编》，东京福武书店，1979年，662页。参看拙文《唐代の佛·谈二教から见た的外谈——景教徒》（高田时雄译），京都大学东谈主文科学研究所编《中国宗教文件研究》，临川书店，2007年，436页。

[46]《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三《贤良家类》著录《议化胡经状》一卷下注文，中华书局，1975年，1521页。

[47]部分议状见《混元圣纪》卷八，《谈藏》第17册，上海书店、文物出书社、天津古籍出书社影印，1994年，859－860页；《全唐文》卷一六五，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年，1686页。

[48]大渊忍尔编《敦煌谈经·图录编》，668页。

[49]刘屹《敦煌十卷本〈老子化胡经〉残卷新探》，《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书社，1996年，106页。

[50]拙文《唐代の佛·谈二教から见た的外谈——景教徒》（高田时雄译），431—433页。

[51]参看拙文《〈历代法宝记〉中的末曼尼和弥师诃——兼辞吐蕃文件中的摩尼教和景教要素的来历》，拙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漂后》，三联书店，2001年，364—365页。

[52]羽田亨编《一神论卷第三 序听迷诗所经一卷》（影印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1年。

[53]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编《敦煌秘笈 影片册》第6册，武田科学振兴财团，2012年，88页。

如需参与古籍关联交流，请薪金【善本古籍】公众号音讯：群聊

宽待加入善本古籍学习交流社区神秘顾客访问